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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使者雜誌社在酷熱的夏日中，送來2011年聖誕特刊的試讀本、推廣海報，願能為您帶來些許涼意，在身、心、靈舒暢下，品讀這份刊物。
2011年的聖誕特刊主題訂為《風聞有你》，創意動機來自以下經節「從前我聽別人談論你；現在我親眼看見你。」（約伯記42:5）
「你」代表的不只上帝，還代表幫助者和幫助者，兩者之間沒有見過對方，但幫助者聽聞、知道遠方有人需要幫助，慷慨伸出援手。被幫助者接受幫助，沒有親眼看到幫助者、也不認識他們。只是彼此聽聞遠方有不同處境的弟兄姊妹，因為上帝的愛，將彼此連結在一起。
內容以台灣關心的國際普世事工為舞台，寫出發生在四個國家的故事：1）迎著風禱告的媽媽–塞爾維亞。2）聞到讀書的好味道–柬埔寨。3）我有一隻小豬–緬甸。4）你是我的幫助–斯里蘭卡。呈現台灣的付出與奉獻，見證基督徒的愛。
《風聞有你》呈現的方式以四張明信片、含有四則故事的36頁小書、一份信封袋、一個圓形貼，組合成一份完整的聖誕禮，（請參閱隨信寄上的樣本），可以在聖誕聖誕節期間取代聖誕卡，致贈親友，或是對外請安、祝賀之用；也可以成為報佳音、佈道、探訪的文宣。
願您以實際行動一起推廣、廣傳福音，願上帝的大能與我們同在，加添我們的力氣，一起為建造上帝國而努力。

新使者雜誌社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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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國內35元。預購價：2011年10月31日以前，每份30元，一千份以上另有優惠並免費加印機構或個人名稱。海外定價：美金兩元，含郵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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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光喜（芝加哥神學院博士，台南神學院舊約神學副教授）

台灣一般教會追求增長卻不追求真理，為了留住教會青少年，可以與中華帝國統治妥協而犧牲母語。可是從後殖民神學的角度來看此一議題時，是不可能把這種與帝國主義妥協來犧牲母語的作法看成是合神心意的信仰見證。因為這樣的作法，是把神見證成一位屈服於惡勢力的神，不但懦弱與沒有公義，甚至簡直就是把神弄成是撒但的僕人。
但聖經創世記第十一章記載的「巴別塔事件」，卻啟示出與現在教會行徑不一樣的上帝。當巴別國一統天下包含一統天下眾母語時，上帝並不妥協於巴別帝國主義。祂降臨，「攪亂了人類的語言，把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創11:9）這事實上，是重建天下人的分立多元性與種種母語。
要看出「巴別塔事件」乃是上帝反帝國主義與尊母語的救恩，首先可直接從「巴別塔事件」的經文內容來導出。其次，可由「巴別塔事件」與其前後文的編輯信息來了解。最後，則可藉相關字眼或相近事件的其他經文來印證。

一、以攪亂語言與分散人類來啟示主張多元分立的上帝觀

「巴別塔事件」的經文內容，基本上在啟示一個主張民族與語言多元分立的上帝觀。就是通過這個故事的講述，向世人介紹上帝不但反對民族與語言的統一，更宣揚這位上帝所主張的民族分立與語言多元之旨意必勝必成無人能敵。這可由此經段內容與結構窺知。
「巴別塔事件」的經文結構，乃是一種近於交叉對列或洋蔥式的希伯來文學形式(chiasm)。如果我們拿一顆洋蔥，從中由上而下切開，就可以看見它的內部乃是一層一層半圓片疊起來並且左右對稱的結構。「巴別塔事件」的經文就是像這樣，前後出現相似的字眼或主題，並以近於前後對稱的結構圍繞一中心來組成這篇故事。即便我們用現代中譯本的經文，也可以多少看出這樣的組合：

11:1起初天下的人只有一種語言，使用一種話語。
11:2他們在東方流浪的時候來到巴比倫平原，在那裡定居。
11:3他們彼此商量：「來吧！我們來做磚頭，把磚頭燒硬。」於是他們用磚頭來建造，又用柏油來砌磚。
11:4他們說：「來吧！我們來建造一座城，城裡要有塔，高入雲霄，好來顯揚我們自己的名，免得我們被分散到世界各地。」
11:5於是，上主下來，要看看這群人建造的城與塔。
11:6祂說：「他們是同一個民族，講同一種話；但這只是一個開始，以後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了。
11:7來吧！我們下去攪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彼此無法溝通。」
11:8於是，上主把他們分散到全世界，他們就停止造城的工程。
11:9因此，這座城叫做巴別；因為上主在那地方攪亂了人類的語言，把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

要掌握這種希伯來文文體的信息，首先就不能用中國文學慣用的啟、承、轉、合之結構來了解。因為用這種結構形式來了解，總會以為文章的最後「合」的部分才是重點與結論之所在。但洋蔥式的希伯來文學形式，重點卻在經段的中心，而非結束的地方。並且，這個中心必會出現某種獨一的字眼，並不在前後文中重複。其次，圍繞在這中心的前後對應經文中必有相似字眼或主題重複出現，但其意見有時卻可能方向相反。
據此來看這段經文，可發現其中心乃是「上主下來」（11:5）。「上主下來」，是一切事物扭轉的關鍵。上主若不下來，巴別塔事件則無改變的可能。並且「上主下來」也啟示出這位上帝乃是一位入世的上帝，並不自安於天而不管人間疾苦。
圍繞中心信息的第一層前後對應經文，乃是天下人的思想言行（11:3-4）對上了上主的心思言行（11:6-7）。基本上，天下人言行主要是要一起建「一」城塔，目的是為向天揚名並對抗「被分散」。但上主的言行，則反對天下人變成「一」民「一」語。在此，這個神與人言行的對應結構，其功能在鋪陳神與人心思作為上的對立。
接著在最外層的經文對應，更清楚地表達神人的對立以及神旨必成的立場。世人在民族、語言、與行動上的統一，在「巴比倫（原文作 “示拿地”）」達到高峰（11:1-2）。但上主對世人在民族、語言、與住地上的多元與分散之旨意，就從這最高峰的「巴別」城中開始運行。這神人之間的言行對比可說是尖銳非常，但經段信息不妥協地指出上主旨意必定成就（11:8-9）。

二、以族譜配上巴別塔事件來暗喻上帝反抗統合型帝國主義

從上面分析可知「巴別塔事件」的經文信息，主要是人間在民族與語言上的的統合型心思言行敵對了上帝旨意，而上帝主張分立多元的旨意也必定成就。這樣的信息，仍看不出其人間的作為是一種帝國主義。特別是開頭的陳述，「起初天下的人只有一種語言，使用一種話語。他們在東方流浪的時候來到巴比倫平原，在那裡定居。」（11:1-2）起初只有挪亞一家人，語言相同行動一致應理所當然。但如果把「巴別塔事件」的經文與其前後文放在一起來了解，則會發現整個較大經文範圍的編輯信息，在暗喻上帝反抗霸道統合型的帝國主義，並且指向上帝支持亞伯拉罕後裔要自成一國的目標。
從經文編輯的角度看，我們會發現「巴別塔事件」的記事（11:1-9）被編在塊狀族譜（10:1-32）與線性族譜（11:10-32）之間。塊狀族譜主要是展現天下本為一家都是挪亞子孫，但又以挪亞三個兒子雅弗、含、與閃的子孫之彼此區隔與差異來解釋天下列國的起源與彼此關係。而線性族譜，則作為連接「巴別塔事件」與「亞伯拉罕」家族史（12~50章）的橋樑。這樣的編輯，整體在展現天下本為「多言多國」，但卻被巴別國統合成「一言一國」，而上帝又把天下恢復成「多言多國」並特別應許建立亞伯拉罕成為「大國」。
首先，我們先來看塊狀族譜（10:1-32）。第一節經文說明挪亞的三個兒子，其長幼秩序是閃、含、雅弗。從第二節開始，這族譜經段被分成三個區塊。第一塊介紹第三子雅弗的子孫，兩代共十四人（10:2-4），以「雅弗的後代各在自己的部落、國家居住，各族使用自己的語言」（10:5）。第二塊介紹第二子含的後裔，達三代四十一族或國（10:6-19），也以相近經文「含的這些後代各在自己的部落、國家居住，各族使用自己的語言」（10:20）來結束。第三塊介紹挪亞長子閃的後代，最多的達五代共廿六族或國，仍是以「閃的後代各在自己的部落、國家居住，各族使用自己的語言」（10:31）這樣的經文來結束。編輯者雖三次強調「各有自己的部落、國家、語言」，但似乎意猶未盡，最後又加上「這些都是挪亞三個兒子的宗族，各隨他們的支派立國，洪水之後他們在地上分為邦國。」（10:32，此處用和合本譯文，因其較接近希伯來文）
在連續使用四次「這些後代各在自己的部落、國家居住，各族使用自己的語言」這樣的表達之後，編輯者才把經文接上巴別塔事件的經文「起初天下的人只有一種語言，使用一種話語。他們在東方流浪的時候來到巴比倫平原，在那裡定居。」（11:1-2）如果這是刻意編排的順序，那麼「天下的人只有一種語言」與「流浪的時候來到巴比倫」這樣的陳述就絕非自然。因為其前已經歷數代，人已分居，國已分立，語言已有差異。如此，巴別塔事件一開始的「一語」、「一民」、統居「一地」、以及後來共做「一事（蓋巴別塔）」的成因，就可被懷疑是有某種勢力統合與壓迫的結果。
這個統合勢力是巴別帝國，可由族譜中窺見。第十章的族譜中有一段不尋常的記載說，「古實又生寧錄，他是世上英雄之首、、、他國的起頭是巴別、以利、亞甲、甲尼，都在示拿地。」（10:8-10，和合本經文）從這裡可以看出，巴別乃是一個古代強國，首領英武了得，而這個國本來就在示拿地（即巴比倫地）。如此說來，現代中譯本經文的「起初天下的人只有一種語言，使用一種話語。他們在東方流浪的時候來到巴比倫平原，在那裡定居。」翻譯上雖是這樣翻譯，但了解上對其中的「使用一種話語」與「流浪的時候來到巴比倫」可能就要用是「被迫」才來到巴比倫。而這個強迫者，就是本就住在示拿/巴比倫地的巴別帝國。而遷移人民統居一地，統一語言，蓋巴別塔，其實就是一連串的巴別帝國主義政策。
難怪，上帝要說「他們是同一個民族，講同一種話、、、以後他們可以為所欲為了。來吧！我們下去攪亂他們的語言，使他們彼此無法溝通。」（11:6-7）難怪上帝要「在那地方攪亂了人類的語言，把他們分散到世界各地。」（11:9）因為，祂不要這種霸道併吞型的帝國主義危害人間破壞創造。
更積極地，上帝看世人都不太會建國，乃揀選亞伯蘭，應許他要成為「大國」，為使萬民因他蒙福（12:1-3）。到了雅各與以掃快要生出前，祂還應許他們要成為兩國，宣告大的要服事小的（25:23）。祂把國家的目的從為私慾而行霸道宰制的用途轉為互相祝福的工具，把國際關係從侵略統合的思維轉成大的要服事小的之倫理方向。而從巴別塔事件到亞伯蘭的應許之間，就由挪亞眾子中選擇長子的線性族譜把他們連接起來，串出上帝反帝國創新國家新世界的努力。

三、反帝國主義的聖工從重建母語做起

這段經文中的「巴別」，其實就是巴比倫。在希伯來文聖經中，「巴別」與「巴比倫」，乃是同一個字。例如，列王記下廿五章中侵略猶大王國與拆毀耶路撒冷聖殿的「巴比倫」，其希伯來字就是「巴別」。在那一章中，記載了主前586年巴比倫消滅猶大國的記事，當時有才學、富有、與屬貴族的人均被抓到巴比倫為奴（列王記下25:11-12）。主前539年波斯消滅巴比倫後，准許猶太人返回猶大。返鄉人中，大衛王族的後裔「所羅巴伯」（代上3:19; 拉2:2; 該2:23; 亞4:6-10），其名字的意思便是「在巴別/巴比倫生的」。在此，中文聖經對同樣一個希伯來字，有時譯作「巴別」，有時譯作「巴比倫」，乃屬中文聖經翻譯的不一致性問題。但總體而言，創世記的「巴別塔事件」，暗示了上帝反抗巴比倫一統天下的帝國主義。
或者我們會問，上古的巴別塔事件與後來的巴比倫擄掠猶大臣民有什麼關連？在時代上，前後又差一兩千年。這可分兩方面說明。一方面，人間的統合壓迫型暴力，常常覆存。每次出現，總是似曾相識。因此，上古的巴別塔事件（古巴比倫）與後來的巴比倫（新巴比倫）擄掠猶大臣民，雖時代不同，但暴力本質卻是如出一轍。另一方面，巴別塔事件從口傳到成文過程中，可能有被成文者當代化，好讓其時代的讀者讀起來能心有所感。
就創世記的成文與當代化的探討，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末深受Wellhausen的影響，把經文中對上帝名稱之稱呼為何有不同、神觀的差異、以及某些處記載重複或前後段接不起來的情形，使用J（耶和華典）、E（上帝典）、D（申命記典）、P（祭司典）等四種假設文獻來解釋，認為五經乃是從將這四文獻整編而來。其中，J典最早出現，乃是大衛與所羅門統合以色列十二支派後，編出來為要整合人民信仰。由特尊耶和華來建立以色列人民與鄰邦不同的信仰，進而確立不同的國家認同。
但是晚近的舊約學者如John Van Seters，大多傾向五經的編成旨在回應被擄中的國家認同與文化挑戰。J典不再被認為是大衛所羅門時代的產品，而是被擄以色列人中某一「類似教派」的宗教觀念。會有這種看法，除了一方面，被擄回歸的以色列人中，宗教信仰可能各次級團體彼此間有所差異，如J、E、D、P有不同神觀與主題的差異。另一方面，則因考古學上找不到大衛所羅門的遺物（關於大衛，只有一塊三角石可能意指），有沒有大衛與所羅門，本身已成一爭辯中的論題。而創世記前十一章大部分都有相對的巴比倫神話，這十一章經文有很強的對巴比倫神話做回應的意涵。這在大衛與所羅門時代似無此需要，因為那時代與巴比倫的接觸或利害關係都不高。反倒是猶大被巴比倫消滅而臣民被擄至巴比倫為奴時，那種對巴比倫在政治軍事宰制後的文化與語言統合政策的反抗之必須性才比較高。這可由但以理書中窺知一二。
但以理書第一章開宗明義就言明，被擄到巴比倫的臣民如但以理，名字被改成巴比倫名（但1:7），被要求要學習巴比倫國語（但1:4），甚至被賜吃巴比倫食（但1:8）。戰敗者遑論對自己神明的失望，甚至還會諂媚戰勝國的官員、語言、宗教、與文化。但是，但以理可貴的地方是他不屈服於巴比倫的淫威，至少在信仰上與飲食上，他仍堅持敬拜耶和華與拒吃巴比倫食。雖然在成文史上，但以理書是一本後代成文之書，但仍多少透露早期被擄至巴比倫者生活上所面對的挑戰。看來國家主權被消滅、領土被侵佔、民族的獨立性、對民族的認同、與對母語的維持，幾乎喪亡殆盡。這些價值在被擄回歸後之所以能被漸次恢復，實在要拜一些不屈不饒的先知、祭司、與智者的獻身與努力。其中，以西結的復國、重建軍隊、重新接受土地、重新蓋聖殿，為以色列的恢復打下基礎。
波斯消滅巴比倫後，猶大臣民獲准返鄉。大衛的後裔所羅巴伯是返鄉者中的領袖，也是波斯派任做猶大省的第一任省長。先知當中像第二以賽亞（40~55章）到第三以賽亞（56~66章），是期待人民趕快勇敢返鄉，重建聖殿，重建社會公義品質。哈該與撒迦利亞在鼓勵重建聖殿之外，更進一步期待所羅巴伯重建大衛王朝。面對百廢待舉的局面，所羅巴伯會怎麼做呢？
對所羅巴伯來說，蓋聖殿與重建大衛王朝非一蹴可成，眼前馬上看到的乃是返鄉的第二代，頭腦裡面充滿的是巴比倫的神話與統治者灌輸的巴比倫統治下天下一家的意識型態，嘴巴使用的語言若不是巴比倫語言，也是巴比倫到波斯所公認的國際語言「亞蘭語」。不但在主權領土的恢復上遙不可及，就算要以恢復母語希伯來文與耶和華宗教信仰來重建人民對以色列民族或國家的認同都尚未上路。可以做的，又不會引發波斯統治當局強烈反感的，當然就是要從恢復母語與信仰來開始做起。
長久以來，舊約學界一直認為像伊甸樂園、該隱殺亞伯、洪水審判、巴別塔故事這樣的J典經文，應該是一些民間智慧婦人或利未人講故事或教育題材。但是這些故事的講述，可能並不是只有家常便飯中的閒聊而已。尼西米第八章清楚記載，這些屬於律法書（摩西五經含這些歷史故事）乃是嚴肅有儀式的在城門口被宣讀的與被翻譯的（尼8:1-8，使百姓明白所念的，需包含翻譯）。而且這些故事的主旨，包含審判、被逐出伊甸樂園（就是以色列領土）、不要像巴比倫神話那樣淫亂與殘暴（這是伊甸樂園故事與Enuma Elish 和Gilgamesh Epic不一樣之處）、不要沒有兄弟情（沒有同國互愛之心）、應分散、不要被統一、亞伯蘭要自成一國。看來這些宗教故事，絕非只關心天上或靈魂問題。經文的屬靈層次，是僅扣著人間政經文化各層面。在當時，似乎從官方的省長到祭司，以至於民間智慧婦人與利未人，都如火如荼地通過講這些聖經故事為要重建以色列母語與價值觀來奮鬥。

結論

經歷巴比倫的殖民統治，接著有遭受波斯繼續地殖民，以色列的政經宗教領袖與民間智者，都努力的從恢復母語、信仰、到重建民族與國家的認同感與公義聖潔品質來努力。這些努力的記載，都告白了上帝的帶領與救恩，今天成了我們建立信仰的根基，也就是聖經。
今天的台灣教會，也很努力在服事神與為信仰奮鬥。但是，許多的教會卻把事工目標擺在教會增長，而非擺在追求真理。我們的台灣社會，長久來一直受到外來的殖民統治。從荷蘭、鄭成功、滿清、日本、到中華民國，台灣的內部人權多少遭到限制，而對外主權卻完全被中華帝國主義所代表。這個中華帝國，歷代的版圖都不一樣，一開始也只有幾個村莊，現在則佔據廣大東亞地域並宣稱包含台灣。台灣從日本時代講日文到現在則要講華語，整個教育體系與大眾媒體，幾乎完全被華語佔領。我們生下來的兒女，已不再講上帝原來所賜給我們的話語了。在這股中華帝國主義洪流當中，教會逐漸不再成為中流砥柱。為了吸引或留住講華語的青少年，大部分教會可以犧牲母語來與中華帝國統治妥協。
中華帝國主義的巴別塔是越蓋越大越蓋越高了，而我們的時代又沒什麼人願意像聖經中的所羅巴伯、哈該、或智慧婦人那樣，起來奮鬥。似乎人間總是如此，怪不得巴別塔事件中，整個對抗與翻轉巴別帝國宰制的功勞者不是人，乃是上主。值此台灣母語主權逐漸流失之際，「上主下來」，求你再次下來。

新使者2010年聖誕特刊
《謝謝你愛我》出版了！

新使者2010年聖誕特刊以「謝謝你愛我」為主題，收錄四篇感人短文、經文年曆，輕巧可愛，風格活潑。
四篇感人短文分別為：蔡茂堂牧師的〈那輛28吋的腳踏車〉分享蘭大弼醫師（小蘭醫師）夫婦如何在他成長過程中給予無私的關懷、王昭文老師的〈愛在癌症攻擊時〉分享一個平凡卻感人的愛情故事，讓我們看見「原來，愛是那麼容易；原來，愛是那麼不容易。」、歐蜜‧偉浪牧師的〈因愛重生比亞外〉分享比亞外這個小部落如何因著一群人願意付出而改頭換面的故事、盧俊義牧師的〈修女心‧後山情〉分享一群來自瑞士的修女如何無怨無悔一生奉獻在台灣後山的故事。
耶穌虛己的形象讓我們看見上帝無私的給予，從這四篇短文中，我們再一次看見愛是虛己和付出，不論是對朋友、伴侶、他人，或是土地，都是如此。
今年聖誕節，讓我們從感恩開始學習虛己的愛，打心底向週遭人、事、物說聲：「謝謝你愛我。」

定價 ◎ 國內30元（11月15日前，預購價25元）國外美金1元（含航空郵資）
◎ 團體訂購（1000份）以上，免費加印機構或個人名稱

◆ 與新使者信仰叢書《在風中與你相遇》合購，聖誕優惠價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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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推薦】

自從新使者開始發行聖誕特刊以後，我一直有個想法，每年的年末，我的保險員、有往來的銀行會送我月曆或是行事曆，如果他們願意使用這份特刊作為對客戶的的年終祝福，不但可以推廣基督教文字事工，裡面的好文章更可以激勵他們的客戶，表現出他們對客戶的關心，顯示出他們認真、用心的一面。
（亞洲婦女協會總幹事江淑文）

每年聖誕節嘉義市就有由基督教與天主教聯合主導，市政府主辦的聖誕踩街報佳音大型活動，沿街除聖誕老人分發糖果外，我們也會分發幾千份「新使者聖誕特刊」給沿路市民，甚至是參加踩街的人們，它有傳單的功能，也有桌上年曆功能，每年的見證內容都很感人，嘉義東門教會的平安夜也會分發，它是一份聖誕節對內、對外的美妙小禮物。
（嘉義東門教會牧師潘慶彰）

從前，我只把聖誕特刊當普通的聖誕卡來送。直到某一年，我一如往常的將聖誕特刊送給國小的音樂老師，她笑盈盈的說，她每年都很期待我送給她的聖誕特刊，她說裡頭的文章總讓她感動涕零。頓時，我才驚覺，原來我送的不是一般的聖誕卡，我送的是一份能改變他人的感動。所謂無心插柳柳成蔭，在無意間，我也幫忙將一股暖流送進人間了。
（崇光女中國二生蔡慕昀）

M.P.Joseph近年致力於全球化的研究，有著堅強的左派立場。可惜他在台灣任教多年，卻少有機會和台灣學者交流。

“Land for Profit” delegitimize the motherhood of Nature:

Struggles of peasants under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Demonstrations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in Taipei by farmers from Dapu Borough, who were forced to give up their land for a science park, highlighted the plight of the farmers in the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Farmers in Dapu and Miaoli County felt that their right to life is denied when the government seized and demolished rice paddies ready for harvesting in order to make way for development projects. Does the incident of land grabbing by state and industrial houses tell that the farmers have any space in the economic life of the nation? Or are they “expendables” in the eyes of the “modernizing” nation state? These questions were answered to some extent by the refusal of President Ma Ying-jeou to give an ear to the grievances of the farmers. To the political rulers of the neo-liberal nation states, farmers are not a force to reckon with. They hold no economic power and thus no political power.

Dapu incident, however, is not an isolated case. Tales of farmers from Nandigram and Singur in the West Bengal State of India tell the plight of tens of thousands of farmers in the globalized world. There, land was acquired in most cases at gun-point (terrorizing people is one way of obtaining their consent), under the colonial Land Acquisition Act (1894). The acquired land in Singur was to be given to one of the biggest industrial house named Tatas to develop automobiles for the global market and in Nandigram for an Indonesian chemical factory. The land is cordoned off and policed by the state police. The dispossessed villagers are lost to history. A fortunate few among them may probably become wage slaves of the Tatas and the multi national chemical company, on the land on which they were once owners. Once they become wage slaves their stories will be trumpeted by the neo-liberal media to showcase the success of global capitalism.

Peasant societies around the world are going through a process which is now termed as de-peasantization. During the late sixties and early seventies the term de-farmerization was used to identify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small farmers in Africa. The onslaught on farming economy brought by the policy of import-substitution proposed by the developmental ideology was the context of those observations on de-farmerization. However, by the middle of 1980’s a new political term, “de-peasantization”, has evolved to delineate the realities encountered by the small peasants. The studies to examine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of farmers contributed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is term. These studies concentrated more specifically on the changing economic scenario of the small peasants like the corn farmers in Mexico in 1970’s and 1980’s. As the WTO regulations set to determine the fa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small peasants have became a grave phenomenon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e enquiry on de-peasantization became pertinent. For example, in the Philippines around 2.7 million small peasants lost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the period of 1994 to 2000 and they migrated to cities and other countries.

Peasants – An aberration in civilized society?

De-peasantiz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has intensified due to various factors. Conversion of agricultural land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name of development and modernization, as witnessed in Dapu and Miaoli, is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peasant communities. This process was intensified with the myth that peasant societies represent a relatively less civilized society while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is the epitome for civilization.

Narrative of modernity made it easy for neo-liberal rhetoric to become a commonsense in public consciousness. Modernity was introduced not just as an economic or cultural project but as a moral imperative; where modern is considered as good and therefore is a moral obligation. In the opposite end of modern is traditional, termed as primitive. Since modern is good, traditional represents evil. Modernity thus is a teleological theory and within this narrative peasants as a class represent the traditional which need to be wiped ou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utopian and civilized society. In the concept of modern, utopian, civilized society, peasants are the binary opposites and thus no pla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societies. This narrative is constructed as a public consciousness that encouraged people to look-down upon peasant communities, if possible as cancer to the body politics of the modern civilized societies. Thus the civil societies are rather insensitive to the struggles of the peasant communities to ensure their right to life. In some cases, civil societies are inimical to the demands of the peasant organizations. The so-called “modern society” encourages peasants to negate their very being and to turn away from their culture.

Modernity narrative also made accumulation as a moral obligation. Since prosperity equals good life, any means to gain prosperity assumed moral legitimacy. According to this logic, to be poor, and having no ability to accumulate is a moral sin which invites eternal damnation and hell. Accumulation is a fetish in modern society. Production practices that are not oriented towards faster rate of surplus generation hence are a moral anathema in this logic.

This narrative implies that peasants as a social category are a moral aberration; and their physical and conceptual presence is unacceptable to the growth towards modernity.

WTO regulations and Peasant economy

WTO rules are framed to support this myth that profit seeking industrial society is the moral objective of modern system. WTO thus promoted several measures to ensure that privately own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has priority in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of each nation. But that doesn’t mean that human society could exist without a supporting food industry. Food production is vital for the sustenance of any society. The remedy that WTO proposed is to encourage monopoly control on agriculture by few Multi national agro business companies by eliminating small farmers from having any role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that is what is taking place in the present system. Around 80 percent of food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s already in the hands of 5 or 6 major agro business companies from the Western nations.

Further, to ensure the death of small peasants, WTO forced nation states to withdraw public or state support to peasant communities around the world. Although, the peasant communities through hard labor produce and bring cheap food products to the market at a price mostly below cost price, WTO regulations prevented the social support given to the vital role farmers played in national economy. It is a simple fact that industrial centers and urban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developed only because of the support provided by peasant communities. Industrial revolution also owes its debts to the peasants. Since the peasants produced and supplied cheap food to the industrial class, they had the luxury to move into new areas of production, without being bothered by questions of how to meet their sustenance. Even now, urban centers thrive without engaging in food produc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farmers brought cheap food to support the urban population. This generosity was exploited and the ruling communities later reconstruct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ir respective nations to ensure that the peasant communities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sole objective of supporting the needs of the industrial class in the urban centers. The WTO regime however, refused to accept the role of the peasants and thus encouraged nation states to withdraw all social support offered to them.

The myth of Green revolution

Green revolution is another nail placed on the coffins of the rural peasantry. Green revolution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private control over bio-technologies and seeds in the hands of few companies. Small peasants were made to realize that their share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is rather limited. Rapid variations in the seed price in the state of Andhra Pradesh in India explain this scenario. Traditionally small peasants depend upon the government owned seed processing units to procure seeds for their agricultural process. But in 2003, to oblige the guidelines on monetary supply set b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s, the state government closed down 14 out of 24 seed processing units of Andhra Pradesh State Seed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This space for seed development was replaced by Multinational Agro-business corporations such as Cargill and Monsanto. As a result, seed price jumped 1428% between 1991 and 2005. Genetically modified varieties are sold in 2005 at a price which is higher by 3555% compared to the median price of 1991. Majority of the farmers suicide in India has occurred in this state is therefore not an accident.

Food aid programme of the US government named under PL 480 and other similar policie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shif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s an imposed political measure, third world governments around the world were forced to accept cheap grain from the US producers from 1951 onwards. Since these exports were subsidized by US federal government funds, farmers in US were able to dump huge amount of grain for a rock bottom price around the world. By 1965 more than 80% of US wheat imports were totally financed by US food aid. As a result of the control of grain market by dumping cheap grains, US producers prodded the third world farmers to abandon food production and move into different area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inly cash crops. By 1970 US share of world export in wheat, maize and soybeans has increased to 35%, 50% and 90% respectively.

As a result, basic food production in the rather self-sufficient, surplus producing third world has been ceased and they began to produce for the luxury needs of the northern consumers with produces such as cut flowers, vanilla beans, coco-seeds and others. However, the prices of these luxury items were at the mercy of the buyers and not the producers. Producers in the third world had no control on market and therefore they always remained in the subsistence level, producing for the demands of the western customers.

Moral bankruptcy of WTO regulations on subsidy

In recent years, WTO regulations accelerated the process of food export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While import liberalization was made mandatory to be part of the WTO regime, it suggests two different moral yardsticks in allowing subsidy payment to farmers. While public subsidies to the small farmers in the third world countries were written off as an immoral intervention by state in the freedom of market, WTO allowed huge subsidies to be paid to the corporate farmers hailing from the rich Northern hemisphere. This double standard in the mor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gencies assisted the corporate food regimes to reduce the price of the global farm products by as much as 57% below the actual cost price. The case of cotton farmers explains this new scenario. In 2001, 25,000 cotton growers in US received roughly 3.9 billion dollars in subsidy payment for producing cotton crop that was worth only US$ 3 billion. Meaning that they were able to dump the products in the market for whatever prices pleases them. These subsidies strengthened their maneuvering control over the global agricultural market.

Subsidies to corporate farmers increased while totally withdrawing any state support to the small and medium farmers in the third world. Duke of Westminster, for example, receives 350,000 pounds sterling for the 1200 diary cows he owns as subsidy per year. European Union provides a daily subsidy of US$2.7 per cow to the dairy farmers in Europe, while around 3 billion people or roughly half the population in the world lives with less than US$2, remarkably less than the subsidy that Europeans are paying for the maintenance of a cow per day.

Import of food products with artificially created market price has devastating impacts on small peasants around the world. Indonesia was rated as one among the top ten exporter of rice before WTO came into effect. After participating for three years in the WTO regime, Indonesia has emerged as the largest importer of rice in 1998.

WTO regime redraw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ap within few years after its advent.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from Foreign Agricultural Service of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merica export more meat than steel, more corn than cosmetics, more wheat than coal, more bakery products than motor boats, more fruits and vegetables than household appliances.”

As a consequence producers in the third world lost their ability to engage in production. They are now redundant. This process is what is described as de-peasantization in short.

Peasants under Neo liberal globaliz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neo-liberal ideology rationalized the process of de-peasantization. A term commonly used to denote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is “money-theism”; the rule of money. In a theistic society the concept of God offered authority to rule. Under the new theism, the all centers of authority and power are replaced by money or capital. Whatever ideologies or practices fit to satisfy the ever–expanding thirst for growth of capital, is employed in the current process. In the words of the peasant activist Marcos of the Zapatista Movement of Chiapas: “neo-liberalism is the attempt to turn the world into one big mall where they can buy Indians here, women there ….』 and he might have added, children, immigrants, workers or even a whole country like Mexico.

Globalization is only a myth that neo-liberal economic model has constructed. There are two process taking place under neoliberal economic paradigm. (a) Development of giant corporations with virtual control of global production, replacing small and medium size producers, both in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Small producers are wiped out for offering monopoly control over production and market to the big corporations. (b) Emergence of transnational finance capital which frees itself from an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function within the logic of its expansion.

The growth of a market for securities and shares cohabited with the rise of big corporations. The text book economics suggests that the role of stocks and shares is to pool the savings for more productive investments. However, very seldom it is a reality. Capital market has different functions now. Capital circulated in the financial market has very little role in supporting production or trade. It is calculated that hardly two percent of transferable liquid capital exchanged in the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accounts to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services. Capital in speculative form travels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n a matter of seconds with the aim of increasing its value. Value is added to capital in speculative market for capital and money.

Creation “from nothing”

How is it morally justifiable that wealth is created in the speculative market alone? Peasants have no ability to create wealth, neither labour has. They are outside the speculative capital market, and those who fail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speculative capital remain marginalized from the world of wealth. The market of speculative capital has defeated all the given economic theories. It was traditionally considered that, value was created through a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varied forms of raw material, capital and labour. Since raw material and capital was fixed, the role of labour in the creation of value was hailed as cardinal. Invalidating this traditional view, transnational capital creates value “from nothing”, from the void. No need to engage in production; instead one could buy and sell currency notes or shares and stokes, and wealth is created.

Creation “from nothing”, is a concept of the Bible to remind that there was no materials cause in the act of creation by God. This concept is the theological expression of the fact that the world and human beings along with space and time owe themselves solely to God and not to another cause. Exclusivity of God is now under question since financial market claims the possibility of creating “from nothing”. No material foundation is required for creation under the speculative realm of the capital market. This is indeed a faith crisis.

Two issues are involved. One, the replacement of the import of Divine in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life by money. Second, is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in. Deification of the tangible possibilities (including finance market) is a sin according to the creation narratives, but that is what ne-liberalism proposes.

When money assumed the ability to create value, labour, including peasants lost their capacity to create value. Living labour became redundant, expendable. That is why peasants are seen as a problem. While capital is an asset, or a cause for celebration, labour is viewed as a curse, a source for distress.

Capital [or mammon] is deified and living labor [the true image of divine] is demonized. Peasants who are engaged in life sustaining food production are also demonized by the capitalist neo-liberalism.

“Living well- A Biblical imperative”

Deification of money was made possible through an undergirding logical assumption that commodities and money alone have the power to provide satisfaction to humans. And as a corollary, the market has created the notion of “living better” as the primary goal of life. Living better is possible by having uncontrolled thirst for consumption, and unbridled search for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nd resources. It suggests that if you have more, you live better, therefore buy and consume more. In short this logic tells that “having determines the being”. Living better is but to exploit human beings, and to plunder nature.

In contrary to the notion of living better, the Biblical vision, shalom, or “living well”, seeks the well-being of all. It seeks to create a social system that ensures primacy to those engaged in the life sustaining activities of society. Living in shalom starts with the question of what about the wellbeing of my neighbour, my children, my grand- grand-children. Well being of others regulates the production practices of the peasants.

Participation in agriculture production is not the criteria to define a peasant. As a generic term, peasant is one whose economic activity is informed by the ethical challenges to offer to the needs for sustaining the collective life of society. Not only is the sustenance of the life of people, but of the nature as a whole; health of the life system of the soil, of trees, of water systems are the concern of the peasant community. Peasants mediate among all organic systems as a mediation of life. And since they mediate life, they assume the role befit to that of a priest. Religious doctrines presuppose that the priests are the ones who mediate life as the spirit does. Holy Spirit [Ruah] as the breath of the Divine mediates and retrieves life. Mediation of life in essence is the mediation of God, and that is why the peasants are the Priests in its true sense.

Moreover the peasants produce not for market but for the survival of life. Though this is an organizing value of the peasant communities, it is under threat at the present time. When production is for the sustenance of life, invariably production should adhere itself to the physical limits informed by the needs of consumption. That is why peasant communities do not fit themselves in the modernized consumer culture.

Peasant in their very being is a counter narrative to the fetish of money economy. And being a critique of the fetish they celebrate life, celebrate the life giving potentials of earth and social systems.

De-peasantization thus is not a crisis that few peasants around the world are facing. It is not the moral or political quandary emanated from the suicide of hundred and forty thousand peasants in the past few years in India. Since 2002, one farmer is committing suicide in every 30 mints in India. Of course these deaths forced by the neo-liberal economic policies questions the moral legitimacy of the present system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But more than the moral question surrounding the peasant communities, de-peasantisation is an expression of a deep crisis of the humanity, a crisis in which the constructed fetish of market and money replaces the foundational values of life.

(M.P.Joseph)

【編者的話】

牛糞與咖啡──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公義

「 假如我應該愛鄰人如愛自己， 在當前經濟全球化的世界裡，誰是我的鄰人？我又可以是誰的好鄰人？」曾昭明在本期的首篇文章中一開始就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在最後指出：「 在全球化的經濟中，沒有人不是我們的鄰人」，在資本主義宰制世界的此時，仍然有基督教信仰者努力將不同的價值觀帶入經濟活動領域，提倡「企業責任」、「責任投資」。關注經濟公義，將信仰帶入投資行為、促使企業更重視社會責任，普世教會已開始有這方面的事工，對台灣教會應該有所啓示。

本期的標題可能會讓大家嚇一跳，牛糞和咖啡有什麼關係啊？這是兩篇主題文章，一篇介紹「公平貿易咖啡」──以合作社等模式生產對環境友善的咖啡、減少中間剝削、讓生產者獲得合理利潤；另一篇是談席娃博士如何提倡傳統有機農業、力抗以基因改造致富的大種子公司，曾有人贈送牛糞想侮辱她，她卻很高興說：「這是很好的有機肥！」

關於經濟公義的議題廣泛，本期的主題文章聚焦在農業的處境。不久前，苗栗縣政府破壞尚未收割的稻田，想迫使不願土地被徵收的竹南大埔農民屈服，反而激起眾怒。我們的社會仍存有對農作的敬意，在我們的文化中，毀壞莊稼就是毀壞生命。大埔事件再次讓人思考農業文化的價值，以及如何面對工商部門和農業部門的競合。「台灣農村陣線」的蔡培慧告訴我們：農業衰退會威脅國家安全，另一位社運工作者房怡諒則介紹菲律賓農民的悲慘處境。另外，我們邀請周勉（M.P.Joseph）教授從神學的角度探討傳統農業被邊緣化的現象，他是來自印度的學者，長期關注全球化議題，強力批判「新自由主義」。

我們在「潮流脈動」邀請到洪財隆博士談ECFA。他認為ECFA基本上等同於WTO架構下的自由貿易協定（FTA），但台灣和中國關係特殊，他擔心台灣對中國經貿單向的「不對稱依賴」可能導致政治不利，包括無法取得對等談判地位等，尤其是讓北京取得壓抑台灣主權的支點優勢。

普世改革宗教會聯盟（WCRC）剛成立，台灣平信徒盧悅文當選執行副主席，她為本刊撰文介紹這個機構，亦呼籲台灣教會應主動關懷普世弱小肢體。

本期文章篇篇精彩。「教會人物檔案」介紹在精神醫學和平反二二八上極有貢獻的林宗義教授，「厝邊頭尾」報導致力保存巴宰族文化的鯉魚潭教會。「信仰生活」作家宋澤萊談他對因信稱義的認識，「母語葡萄園」王昭華勇敢談人生體驗與信仰抉擇，值得細細咀嚼。「大專世界」的幾篇營會心得，真摯可喜。

新使者120期目錄

主題
曾昭明：一場信念與財富的寧靜革命
張婷華：從一杯咖啡實現經濟公義
吳柏毅：范達娜．席娃博士的牛糞傳奇
蔡培慧：油菜花田背後──關於台灣糧食自主與自由貿易
房怡諒：菲律賓農民哀歌

神學淺說
周勉（M.P. Joseph）：土地利益傷害自然之母 ——小農在新自由主義下的掙扎

漫畫 張純菁

教會人物檔案
吳易叡：不用問漁人—曠野裡的林宗義

厝邊頭尾
王芳舟：延續巴宰文化的鯉魚潭教會

藝術文化
蔡宏明：幻視的隱喻──鄭建昌的大塊筆意

特稿
盧悅文：淺談「普世改革宗教會聯盟」（World Communion of Reformed Churches, WCRC）

潮流脈動
洪財隆：ECFA與經貿自由化

信仰生活
宋澤萊：看！十字架上的凶犯

母語葡萄園
王昭華：破碎
李南衡：讀經筆記1

漫畫 陳義仁

大專世界

陳佩儀 ： 記得我們的飢餓與掙扎
施瑋廷 ：遇見祢
林宣：你知道你很特別嗎？
林偉雄：信仰與友情

交流站
林元生：教會對同性戀者應有的態度

在擾嚷中，激越的聲音蓋過了持平合理的看法，曝露出社會集體的焦慮不安。我們認為，此時需要的是一個容納不同看法、互相傾聽的場域，呈現關於這個議題的多元立場。我們希望從生命價值、社會正義及司法制度等層面來討論，並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來反省。我們邀到了多篇重量級文章，細緻地分析了這個主題。若是你只想得到「可」或「不可」的答案，可能會失望。因為，面對死刑就是面對生命，本來就沒有簡單答案。但你若細讀每一篇文章，必定對人生、對信仰都有新的看見。

林淑芬整理了討論死刑的一些主要論點，並主張以謙卑、開放的態度來面對這類公眾議題。特別邀請到黃丞儀、許家馨兩位年輕的法律學者，討論死刑議題，他們對死刑存廢的立場相左，但出發點和目標卻是接近的，都在意社會正義的實現，以及人性尊嚴的維護。許家馨特別從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提出反思，立場是「死刑宜慎不宜廢」，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發表的廢死立場相左，我們不妨傾聽看看這另一種角度的信仰反省。廖揆祥介紹德國廢除死刑的歷程，除思想背景之外，政治契機也很重要。廢除死刑聯盟的吳志光、曾韋禎專訪的張俊雄，是從與受刑人相處的經驗出發，思考犯罪者重生的可能。陳冠宇、潘虹伃、劉玉雯是從尊重生命的信仰角度來看死刑議題。

兩篇有神學意味的文章，值得好好細讀。王貞文從該隱亞伯的故事談起，探討上帝如何耐心地醫治受傷的團體，顧慮每一種型態的生命的生存；張秋雄探討「逃城」的意義，論及公義審判的機制，以及避免流無辜者的血的目標。我們可以看到，聖經對死刑議題也是沒有簡單答案。

去年莫拉克颱風重創南台灣，一年過去了，災區許多原住民想家卻回不了家，甚至可能從此遠離山上，面臨失根、滅族的危機。蕭世暉的特稿寫出弱勢族群在國家與慈善團體的「好意」下悲慘的處境。又是颱風季節，請繼續關心莫拉克災區並為居民代禱。長老教會設立的「新眼光電視台」去年在嚴重的財務困難中退出有線電視頻道，危機重整後再出發，重責落在中原長青畢契蔡尚志身上。這個集眾人之力的事工，需要更多的禱告和行動支持。

這期繼續刊載有關蘭大弼醫師的文章，是兩位年輕人拜訪他的紀錄，一位有機會和老先生相處半日如沐春風，一位去遲了只能在墓園追思憑弔。蘭醫師佳美行誼，影響了好幾代的年輕人，像接力賽跑一樣，受他影響的人們都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傳愛，願讀到這些文章的人也一樣受到感染。

新使者119期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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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面對死刑，絕不簡單

目錄：

編者的話
王昭文 面對死刑 絕不簡單

主題文稿
林淑芬 死刑存廢爭議面面
黃丞儀 復仇、正義與生命的刻度
許家馨 死刑宜慎不宜廢
廖揆祥 德國為何廢除死刑？–從歷史的角度觀察
吳志光 我為何主張廢除死刑── 一個廢死論者的心路歷程
曾韋禎 超越死刑存廢爭議──專訪張俊雄
陳冠宇 被輕忽的生命尊嚴──從台灣社會反廢死刑談起
王貞文 無辜者的血滲透土地──由暴行所殃及之團體思考廢死議題

漫畫 張純菁

大專世界
劉玉雯 對話錄
潘虹伃 死刑，行不行？

神學淺說
張秋雄 「逃城」反死刑！？

人物檔案
洪旋格 再見，蘭醫生
陳蕙婷 謝謝您們來過，用生命影響了生命── 紀念蘭大弼醫師

特稿
蕭世暉 平地不是我的森林─原住民災後逆流而上的歸鄉之路

厝邊頭尾
蔡尚志 負債一億四千萬，還要繼續嗎？──新眼光電視台向前行

潮流脈動
肥太郎 別再沉默與迴避——日劇「莎拉公主」觀後感

信仰生活
盧俊義 撿郵票的神父
謝克岳 苦痛與團契

母語葡萄園
李南衡 現代台灣基督徒tiõh讀《現代台語聖經》
姚志龍 凍霜相公、慷慨狼狽

漫畫 陳義仁

交流站
張仁和 聖經沒有同性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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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世界人權宣言」，「地球憲章」也有濃厚的基督教文明根柢。過去許多基督信仰者誤解創世記中的上帝交託人類管理大地的使命，以為可以對其他受造物為所欲為。20世紀後半開始有神學家批判過度高舉人類地位的創造論，反省造就現代文明的征服觀，從聖靈的工作來看萬物共同生活的新秩序，在上帝的愛中每個生命既平等又有獨特性，多元並存互相豐富。本期的文章中，以撒克‧阿復、石素英和王貞文都提到這種方向的神學思考，「地球憲章」則包含了這種反省的結論。

另一方面，「地球憲章」在台灣的公民社會有什麼樣的實踐落實？吳杰穎的文章討論了台灣的土地開發政策如何違反「地球憲章」原則；政府至今仍不放棄破壞自然生態的高污染、高耗能產業，國光石化欲在彰化海岸建廠，嚴重威脅海洋生態和農漁民生計，彰化環保聯盟蔡嘉陽發起以國民環境信託的方式買下海岸濕地，保護瀕臨絕種的白海豚，這種尋求公民社會力量集結的方式，不同於以往的環保抗爭。張婷華介紹在普世教會的社會行動中廣受重視的「社會企業」和「公平貿易」，台灣教會很可以跟進，用我們的日常消費來改變世界！幾位基督徒發起的台灣生態關懷者協會多年來推動「地球憲章」不遺餘力，今年10月將主辦亞太地區「地球憲章」十週年國際會議。從種種實例來看，「地球憲章」離我們並不遠。

蘭大弼醫師今年3月2日在英國去世，享年96歲。蘭家兩代四人在台灣從事醫療傳道工作，有許多感人事蹟。蘭大弼在最後的日子常使用自己的母語：台灣話，遺言強調：「不要忘記貧窮人」。本期邀請蘭大弼長期的同工郭文隆撰寫蘭醫師小傳，緬懷這位愛護病人、疼惜大自然的醫療宣教師。

【附】地球憲章原則

地球憲章──永續未來所需之價值觀與原則

一、 尊重生命看顧大地
1. 尊重地球和豐富多樣的所有生命。
2. 以了解、憐憫和愛心來關注生命共同體。
3. 建立公義、分享、永續與和平的民主社會。
4. 為當代和未來世代確保地球的豐富和美麗。

二、 維護生態完整性
5. 保護並恢復地球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特別關注生物多樣性和維繫生命的自然過程。
6. 以「預防破壞」作為環境保護的最好方法，當知識仍不足夠時，寧採取謹慎的預防性措施。
7. 採用可保護地球的再生能力、人權和社群福祉的生產-消費-繁衍方式。
8. 推展生態永續性的研究，並促進將現有的知識公開交流和廣泛應用。

三、 社會正義經濟公平
9. 視消除貧窮為倫理、社會、和環境的必要任務。
10. 確保各層級的經濟活動和機構以平等和永續的方式來推動人類發展。
11. 確認性別平等和公平，以此作為永續發展的先決條件，並確保所有人能擁有接受教育、醫療照顧、及經濟機會等權利。
12. 摒棄歧視，堅持所有人擁有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權利，應有利於人性尊嚴、身體健康、及靈性福祉，特別要照顧原住民和少數民族的權利。

四、 民主、非暴力、和平
13. 加強各層級的民主機制，提供透明而可靠的管理，在決策中能夠廣納參與，並達到公義。
14. 將達到永續性生活方式所需的知識、價值、和技巧，整合進入正規教育和終生學習的領域。
15. 以尊重和關懷對待所有生命體。
16. 促進容忍、非暴力、與和平的文化。

(生態關懷者協會提供。地球憲章全文中譯，請見生態關懷者協會網站：http://www.tesa.org.tw/?q=node/4)

目錄：

主題 地球憲章
超越哥本哈根：回應《地球憲章》 以撒克‧阿復
多元與差異：從結構性多元主義觀點看環保運動的困境 石素英
從地球憲章反省台灣的土地開發政策(+下期預告) 吳杰穎
深耕台灣 相遇原鄉──台灣生態關懷者協會與地球憲章十周年 陳慈美
環境運動的轉型與昇華：「守護白海豚」國民環境信託的緣起 蔡嘉陽
用我們日常生活的消費來改變世界！ 張婷華
神學 新女性與新大地—露瑟(Rosemary Radford Ruether)的神學追尋之路 王貞文
漫畫 阿菁黑白畫
人物 打赤腳的蘭大弼醫師 郭文隆

信仰生活 加爾各答街頭孩子教我的事！–長老教會青年普世交流心得 李信仁
和平環保 徒步環島 qrebecca
一堂日語學校的作文課：我的夢想？ 陳威志
藝術 從《阿凡達》看科技與自然對立的迷思 房怡諒
《為巴比祈禱》影評二則 陶月梅 朱約信
交流站 神掌權 吳崇育
感情 從一則徵婚啟事說起 purple
特稿 司馬庫斯櫸木事件無罪宣判的啟示 林益仁
母語 荷蘭人帶hou7咱e5台灣話 李南衡
漫畫 陳義仁
大專 大學生的貧富現況與未來想像 陳雅君
沒有錢，就不能回應上帝的呼召？ 李欣曄
與神相遇 郭敏謙